这样做,让达康书记彻夜忧虑的GDP才能涨上去!

2017-04-13作者:[美]约翰·布罗克曼, 编著编辑:湛庐文化


要问过去的这半个月最火的热词是什么?妥妥的是反腐大片《人民的名义》!


这部史上最大尺度反腐剧,在短短半月之间搜索指数实现指数级爆发,尤其是达康书记和他的GDP更是成为了网友调侃的对象。



腐败,是困扰着我们千年的社会大毒瘤,之所以一直无法根除,除了制度缺陷外,人性的缺失和道德的沦丧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问题,这也是每一位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在研究的问题。随着《人民的名义》剧情推进和人物内心的进一步解读,越来越多的大老虎渐渐露出爪牙,当然引发了更深刻的思考。今天,湛庐君就跟大家聊聊,达康书记的GDP,有哪些人在忧虑?


下文有剧透,阅读需谨慎哦!



Q: 剧中高育良身为学生们崇敬师长,满口仁义道德,却为了贪念对自己的学生痛下狠手,且执迷不悟,不知悔改。现实中像这种道貌岸然的人,也比比皆是,驱动这些人的除了贪婪外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A: 贪婪应该是一部分原因,高育良和祁同伟在对待陈海和侯亮平的举措上,他们表现出来的,除了为了掩盖罪行,被逼自保外,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俩都处于同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中存在其他的得利者,所以即便是心有余悸,他们也只能接受安排。


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系巴赫拉赫国际研究教授玛格丽特·利瓦伊是认为:我们都生活在命运共同体中,命运把我们与他人交织在一起,以人们理解或不理解的方式。我们的个体或小组行为常常导致对其他人或组织有显著影响,虽然有时候这种影响不可预见。“对一个人的伤害就是对所有人的伤害”。谁属于“一个人”,谁属于“所有人”,这个界限因人而异,而问题由此产生。



很多人把自己的命运共同体局限在有限的人群中,把其他人看作是对他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威胁。我们甚至不把子孙后代包含在所考虑的命运共同体中。这对几乎所有的公共政策而言,影响巨大。



Q: 这个剧中除了典型的正面和反面角色外,还有很多耐人寻味的人设,说不清是好是坏。比如高育良的前妻吴玉芬,这个人从始至终没做过什么坏事,但她对高育良的作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身为一个热爱讲台的老师,为何不能当断则断,为身中正?


A: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副教授杰西卡·特蕾西看来,这都属于“造假”心理在作祟。


撒谎和欺骗现象已经在多个领域,影响到了公众演说和文章的发表。骄傲自大不同于我们获得成功时的真正自豪感。真正的自豪感能够激发我们的工作热情、培养我们坚持不懈的精神和对他人的同情心,而骄傲自大则助长敌意、挑衅、恐吓和偏见。这很容易理解,因为这种自傲并不能真正给人良好的感觉。相反,它只不过是一种自我膨胀的、不真实的、极其肤浅的感情的夸大,无非是为了自我保护,为了掩盖根深蒂固的、潜意识里的不安全感。



Q: 《人民的名义》中有一大波人设都是出身政法体系,但这仍然不能阻挡他们知法犯法,明明已经严重触犯法律,却执言自己没有触及法律底线,叫嚣自己在法律的“灰色地带”维护利益,这种现象怎么看?


A: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哲学家和政治学家爱德华多·萨尔塞多-阿尔瓦兰在Edge年度问题讨论上的论述来回答。


这不是执法人员偶尔腐败的问题,这是在制定最根本的法律制度时的严重腐败和相互勾结。所以这不再是坏人面对好人问题,相反,坏人扮演了好人的角色,其犯罪利益受到国家法律和制度的保护。于是下面的问题就出现了:这些是“真正”的法律吗?如果立法人员支持的不是犯罪集团而是有影响力的大公司,那又该怎样呢?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法律”的概念吗?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国家”的概念吗?


民法和刑法是我们日常行为规范的基础。我们的所思所想和所为都是大脑与身边的行为规范、规章制度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这些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以犯罪分子的利益为基础,我们对是非好坏的判断标准也会随之改变,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不法”就是“法”的社会中,一个被认为是政府失职的社会。



Q: 《人民的名义》中提到“腐败有助于经济发展”或说“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这显然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在杜绝贪腐的前提下让GDP飞起来?


A: 首先,说经济增长得益于腐败这肯定是妄谈,是谋私利者对自己的无力的辩解。经济的增长是得益于良好的发展机会,这是必然的,三观不正的人想要从机会中营私,这是本末倒置。


《科学美国人》专栏作家迈克尔·舍默认为:


从行为博弈论那里,我们知道了“组内和睦,组间敌意”。它的意思是相信组内成员,直到他们被证明不可信;提防组外成员,直到他们证明这是多余的。

 

从行为经济学那里,我们知道了人们几乎普遍有与人交易的愿望。这使得交易能够帮助陌生人之间建立信任,消除群体之间的敌意,同时还为交易双方创造更大繁荣。



政治学家们对1816-2001年间大量案例分析表明,那些在给定年份更多依赖贸易的国家,在随后的年份里发生政府矛盾的可能性更少——民主控制、力量对比、大国地位与经济增长。因此,他们发现仅当两国是民主国家时才能缔结民主和平,不过,当两者任一是市场经济时,贸易就能发挥作用。


管理大型现代人类社会,最好的形式是市场经济的自由民主制。市场经济的自由民主制比尝试过的其他管理形式更容易带来繁荣、和平、公正,在这个的管理体系下,贪腐问题才能被彻底杜绝。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美]约翰·布罗克曼, 编著
出版浙江人民出版社
定价7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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