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农民工:走,到广东打工去

2017-06-28作者:占有兵, 著编辑:谢爽

1973年,我出生在湖北。那个鄂西北的庙滩小镇,是我的老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农村,从小学到初中,我都很喜欢读书,成绩也很好。1989年,第一次到县城,因为我考上了谷城一中,县里最好的高中。三年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没有实现鲤鱼跳龙门的梦想,高考失利。年底,参军到武警四川总队,成了一名驻守在康巴高原的武警战士。起早摸黑,练功、读书、执勤,希望考上警校,阴差阳错再次无望,打好背包、摘除警衔和警徽,穿着旧军装退役回到庙滩,我仍旧是一个农民。


从小到大,除了用体力干过一些收谷、割小麦之类的粗活外,我甚至不知道家里有多少田和地,更不清楚我们家的每块田在何处。老家属于山区,田地不多,又分成很多小块,分布在左山右坡、屋前村后,东一块田,西一块地。我不懂得季节和时令,耕地、育种、播种、施肥、除草之类的农活完全不会,加上我一直念书和当兵,真的是农民不会种地。



当兵之前,我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到县城读书,亲戚们资助我上完高中。读书时最期望的是吃饱饭。每天上午,到了最后一堂课,我总是在和肚子做斗争,不停地用手揉肚子,但“咕咕、咕咕”的叫声却不断地分散我的注意力。每个月十元生活费,每天一斤粮食,穿着姑父给的解放鞋,吃着姑姑炒的咸菜,每天都梦想着跳出农门。


上高中时就特别羡慕吃商品粮的人,他们不用种地,还有每斤一角四分二的精米供应。我不会种田,也不愿种田,又向往上班拿工资的生活。退伍后又回到了农村,外出打工是我唯一的选择。从小长到大,除了当兵到过四川,再没出过远门。出发前,只有一个念头,不种地不饿肚子就行。


那时,体弱多病的父亲没钱给我做路费,我带着退伍时领的一点儿钱,背上残留着酥油味的背包,和战友少军一起坐上了开往广州的列车。带路的是少军的表哥孙三,他已经来过广东三次了。这是1995年12月,也是我离开部队回到家的第七天,这年我22岁。


“这里电线杆上都贴着招工广告,厂房一幢接着一幢,每天晚上12点工业区还灯火通明。”这是我还在四川省康定当武警时,在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打工的妹妹给我写信描述的她工作的地方。



从上了火车就没有座位,整节车厢被南下的人群塞得密不透风,站了近20个小时,列车驶过武汉,穿过长沙,过了衡阳,就进入广东境内。虽然这期间我没喝一口水,只吃了一个苹果,但心中期盼的广东出现在眼前时,还是觉得很兴奋,整个人尽力透过车窗,贪婪地搜索那个还不确定的、即将上班拿工资的工厂。


走出广州火车站的那一刻,我见识了高楼,看到了立交桥,旋即就汇入如潮的人流中。虽然孙三提前就叮嘱我们,下车后不要走散了,但火车站附近川流不息的人群,时不时把我们隔开。当兵的时候,驻守在人迹罕至的新都桥监狱;当兵之前,没有出过县城。而此刻,对城市充满了好奇,对这个可能要落脚生存的地方反复张望……直到听见孙三的叫声,我才发现已经和他们拉开很长的距离,三步并作两步,在人群中左冲右突,才赶上他们。


虽然孙三三进广东,但最长一次在一家工厂做过三个月,最短的一次只来了一个星期后就打道回府了。用他的话说,广东是女人的天堂,男人一文不值。我们到了省汽车站,直接面临的问题是:买票去何处?


少军在部队时,家里人曾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在东莞塘厦一家工厂打工,他这次是来投靠女朋友的;我妹妹在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JB玩具厂打工,我可以先到妹妹处;而孙三曾在宝安区松岗镇做过,那里有几个熟悉的老乡可以投靠。离开部队后第一次出远门,我们希望仍像在部队一样,战友之间在一起可以互相照应,最后决定先到塘厦,看看少军的女朋友所在的工厂招不招男工。



就在我们准备到售票窗口买票时,一名男子过来和我们套近乎,说他们有公交车发往广东省内各处。他举的小牌子上也写着东莞、惠州、珠海之类的字样,我们就问他到塘厦要多少钱,他说20元。我和少军又征求孙三的意见,他说这个价格便宜,于是我们就跟着拉客的男子走出广东省汽车站,又回到火车站广场附近,再绕过一大排商铺,又过了几条巷子,才见到几辆大客车,陆续有和我们一样带着行李的人,被带到了这里。我们三人被安排上了一辆去东莞的大客车,立即有人要我们买票。买好票后,我们在车上先歇着,但等了近两个小时,车还停在原地。我们问何时可以走,没有人回答我们,只是时不时有带着行李的人,又被带到我们乘坐的大客车上。等了两个半小时后,大客车才慢慢发动,缓缓地走出来,没多久,车在一个收费站前停了下来。大客车上跟车售票的男子说,每人要交十元过路费,就从后排依次收钱。我们三个还和售票的男子理论了一番,他用广东话骂我们,车内同时还有三个男子站起来向我们的座位走来,问我们交不交过路费,不交就下车。我们请他退票,他们说没门,并且准备动手打人。孙三怕出事,就先帮我们交了30元。


新塘,一个令我终生难忘记的地方,是广州附近增城的一个镇,是我们每人花了30元之后却被赶下车的地方,是我们两个退伍武警加上孙三与大客车上售票的人推搡对骂的地方,是差一点儿被铁棍打伤的地方。后来,我知道,在广东,这种事叫“卖猪仔”,以后也多次遇到过。


从新塘出发,我们先乘车到东莞总站,再转车前往塘厦镇。到塘厦168工业区时,已是下班时间,凭着信封上的地址,我们一个接一个地问路过的行人,好不容易才找到少军女朋友所在的工厂。问门口的保安,他说厂里有几千人,无法找。那时还没有手机,只有BP机,卖得也很贵,普通打工者根本买不起,少军的女朋友阿燕只是一名普通员工,也没有BP机。我们只能撞大运,在厂门口不停地问那些走出来的人是否认识阿燕,无数次的“不认识”也没有让我们失望,终于,一名听口音是老乡的人主动走过来,答应到厂内帮我们找找。



千等万盼,阿燕终于出来了,她说今天刚发工资,晚上不用加班,先带我们到厂门口的大排档吃饭。每人一大份炒米粉加鸡蛋,两元一份,外加一个青菜三元,是我们两天来的第一餐,真是太香了。虽然十几年过去了,那香味我至今仍记忆犹新。饭后阿燕又到工厂去找了他们的老大——车间主管,主管答应明天找人事部帮忙,把少军介绍进厂,于是少军就跟她去了。


我和孙三还没有去处。那时查暂住证很严,抓到了要被扣留,我们刚到,自然没有暂住证,天黑了我们也不敢逗留。孙三说先到深圳布吉找他的老乡,于是便乘车前往布吉。这时候,我心里不舒服,对少军丢下我们不管有些不爽,孙三看出来了,说如果少军也不进厂,我们三个人一起在大街上游荡更容易被治安队抓走。


现在,我在一家大型电子厂当主管,领着200名保安员负责全厂的安全保卫工作。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来自多个省份,近的如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远的如新疆、辽宁、河北、陕西、河南、四川、贵州、甘肃等地。全厂一万多名同事中,我叫得出名字的不超过400人。


同事们出来打工的原因,大体上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在农村长大,种地很辛苦又无法摆脱贫困,出来闯一闯;第二种是以前在老家有工作,但又不安于现状或不得志,就主动走出来;第三种是以前所在的单位发不出来工资,办理停薪留职后出来闯;第四种是原来的工矿倒闭了,不得已就出来了;第五种是看到同乡在外面发财了,跟班出来混。当然,走出来打工,还有很多种其他原因,主要的原因就是前面提到的五种。



20世纪90年代,走出来是一个不简单的事。首先是路费就难倒了一批人,为了能走出来,山村的农民卖猪卖牛,有的从村前借到村后,几乎所有的亲戚都借遍,才能凑齐盘缠。其次是信息不灵通,没有电话,没有报纸,电视中的消息也少得可怜,更不知网络是何方神圣,走出来无异于“摸石头过河”,能不能在异地生存下去,自己也没有信心,只有凭着勇气向外走。


从湖北到广东,只有火车,那时还没有长途汽车。为了买到车票,提前一天就从家里出发,先乘汽车到襄樊,接着从襄樊乘火车到武汉,再到武汉买火车票来广州。那一次,我们用了三天时间,换了六次车,才到东莞塘厦。


在深圳遇到堂姐时,她说这算不了什么。1992年,她从老家到广州,坐的是闷罐火车,里面没有座位,没有厕所,整节车厢只有两个小窗户,从上车到下车,连光线都很少见到,下火车后,脸上沾满灰尘,全身散发着酸臭味。


每年春节,回家过年成了最大的事,提前一个多月,老乡们都在询问能不能请人帮着买到车票,甚至,在1996年的春节,有一些老乡尝试临时包几部长途汽车,载老乡们一起回湖北去。那时,我自己离开部队不久,还有旧军装,春节回家时就穿上,这样到火车站就不怕小偷和骗子了。有时,还能和车站执勤的武警套个近乎,提早买到回家的车票。



出来打工17年,只有三个春节我回了老家。春节挤车的记忆,特别是挤普快列车,简直是前胸贴后腹,脚尖不落地,冬天穿衬衣还全身冒汗,只有当喉咙要冒烟时才敢喝一点水,压根儿就别想上厕所——你根本挤不动,没有人能让出行走的空间;而且,厕所里也站满了人。


我们家最早出来打工的是哥哥,他是老大,15岁初中毕业后,跟着伯父学做泥工,在建筑工地上做了近十年。1990年,他跟随同乡一起到辽宁做泥工,遭遇骗局,于是返回老家,跟随另一名同乡到了广东普宁,进入一家制衣洗水厂打工。1993年,上完小学的妹妹帮表哥带了两年孩子后,跟着堂姐来到深圳市宝安区,在沙井镇的一个玩具厂开始了她的打工生涯,那一年她才16岁。2002年,哥哥和嫂子又到了长安,进入我所在的工厂。2007年,哥哥的大儿子初中毕业,到了长安,在工厂做了一年,又回到老家去上技校。现在,他在深圳市宝安区松岗从事服务业。哥哥的二儿子初中毕业后,于2009年也到了长安,在一家工厂当保安员。2011年,哥哥的两个儿子都结婚了。


走出来,不得已;出来后,天地宽?天地窄?身在其中,甘苦自分辨。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占有兵
出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定价3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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