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租代买:中国的历史经验

2017-07-12作者:姜奇平编辑:谢爽

对分享经济来说,租的概念具有核心重要性。在“使用而非拥有”(以租代买)的分享经济中,租的现象容易理解,就是对使用收费。但对这种现象的基础理论本质却有再发现的必要。


流行的分享经济理论把“使用而非拥有”窄化为互联网现象,而很少意识到,人类几千年一直生活在“使用而非拥有”的游戏规则之下,在处理土地支配权与使用权关系的得失方面,积累了大量可供互联网“使用而非拥有”借鉴的经验。为了避免发展分享经济中无视前人经验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我们有必要从人类创造的这一部分思想财富中吸收养分。


以下以土地使用制度为主,介绍其所有权中使用权的演化,特别是“使用而非拥有”方向的权利界定。资本虽然也有使用的问题,但与分享经济“使用而非拥有”的背景不同,是在所有权中以支配权为中心(拥有而非使用)的条件下发生,因此不作为归纳的重点,会融在后面的均衡理论中,作为分享经济的参照系,详加对比分析。



中国古代土地拥有与使用两权分离


(1)中国古代最早的两权分离:王有民用


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其所有权一直以支配权、使用权两权分离为常态。


封建政权建政之初,“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具有对天下土地的支配权,地主作为土地的实际拥有者,其土地通过王的分封而得到。其历史,甚至同于家族姓氏的产生。许多被分封土地的家族向下传宗的姓,即以土地所在的地名命名。如姜尚分封于吕,而称吕尚。农民不拥有自己的土地,而租种地主的土地,是最早的“使用而非拥有”。


王昉在《中国古代农村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关系:制度思想演进的历史线索》一书中,系统地梳理了支配权与使用权关系的制度演变史。王昉使用的术语中,广义所有权对应的是property rights;窄义所有权对应的是ownership,即支配权;使用权的英文是use rights,对应分享经济中的access。王昉认为,“中国从一开始产权就不是合一的,有着某种程度的分离”;“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从一开始就处于分离而不是合一的状态,构成了中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关系的一项重要特征”。这与工业化的产权制度形成对照,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工业化的支配权与使用权从一开始就处于合一而不是分离的状态。而分享经济在两权分离这一点上,更像自然经济,而不像工业经济。


中国古代较早的两权分离形式,是王有民用。如“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以备百姓兆民之用”。此前,在理论上说,可能存在共有共用的情况,但与其说是一种所有权,不如说只是自然占有这种事实。



王有与国家所有,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中国古代的国与家同构,都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之上。国之上有天(“天下”),国之下有家。天下与家,从今天的观点看,都是一种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复杂性社会系统。其复杂性表现在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强调熟人关系而非生人关系。在王有与民用之间,存在土地实际拥有者,但他们并非绝对的拥有者,除了支配权,他们要靠宗法关系(如亲属关系)——一种复杂性社会资本——来维系所有权的关系网络。这一点与西欧的封建主义不同。周天子分封诸侯的“山川、土田”,并不归诸侯本人所有,而是由诸侯的宗族所占有。例如,公孙黑肱因故(疾病)归还土地给郑国君王时,“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由宗族决定所有权改变。


从分享经济角度看,一个值得注意但被广泛忽略的现象是,前现代与后现代分享使用的对象不同,但结构相似。具体来说,虽然分享土地与分享数据截然不同,但中国古代的宗法结构与互联网的最短路径优先(OSPF)结构,具有同构性。这决定了双方在使用上的复杂性特征。而这与工业化中基于简单性的货币关系(而非人情关系)的租赁,是相反的。


这给人们带来一个新的知识:在两权分离这一点上,分享经济与自然经济具有结构相似性,而与工业经济特征相反。



(2)井田制:“使用而非拥有”的公私双层经营


在土地所有权的两权分离实践中,使用权是如何行使的呢?据说起源于夏初的井田制,给了分享经济很好的启发,这就是公私双层经营。井田制是一种土地使用制度,核心内容是把土地分为公田与私田。据孟子记载,其内容状如:“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对分享经济来说,公田相当于平台,私田相当于APP。对于公田提供的公共产品,为了避免搭便车,需要各私家“同养”——即提供租金性质的补偿。公田相当于分得11%,私田分成约89%。这与苹果商店模式的分成比例差不多,苹果商店平台(公田)得15%,而APP(私田)得85%。苹果商店模式所不同只在于私有共用。


这给人们带来又一个新知识,分享经济与自然经济可以同样通过公私双层经营,进行使用权的生产经营和收益分配。


互联网分享经济中的新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网业分离、“互联网+新业态”,都是实践中正在兴起的使用模式。



从井田制“使用而非拥有”的历史经验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如今分享经济没有暴露、有可能暴露出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实施井田制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人口增长,私田不再够分;同时,实际拥有者的兼并,有可能造成垄断经营。互联网分享经济的现象不同,但有可举一反三之处。例如,今天滴滴打车与优步合并,它们共同占有平台市场的较大份额,是否会带来垄断经营问题,政府要不要进行规制;又如,一旦从网约车平台上发展出APP业务,每个成功的APP即使只交给平台一个很低的租金(11%~15%),但由于APPs总量可以无限扩大,上交的租金可能完全超过网约车平台投入分享的固定成本,是否会带来暴利问题?等等。战国早期的做法是,以法令形式规定耕地的定期重新分配。更普遍的做法是在王权更迭中,进行支配权的重新分配。当然,打破分享平台的自然垄断,并不足取。实行鼓励创新和网络中立,也许是更好的办法。总的原则,应是使“平台市场+应用市场”形成的共同的相关市场上的效率和公平最大化。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概念。中国土地所有权中的使用权共有,对所有权整体来说,实际是共用。它是一个包容性概念,但文章并不是做在拥有上,而是做在使用上。共同拥有使用权,不等于拥有支配权。对分享经济来说,APP开发者共同使用生产资料,不等于共同拥有生产资料。使用公平的尺度,应放在使用是否“共同”(如平台是否中立),而不是放在是否拥有上。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姜奇平
出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定价7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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