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穷人和富人的社会司法是平等的吗?

2017-07-26作者:史彤彪, 著编辑:茹鑫

如今,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不仅在物质上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且认为制裁犯罪行为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司法一律平等地注视着每个人,并不因为他富有而不受惩处,也并不因为他穷困而判以重刑。为了维持和安定国家的局面而作出的这种设想,应该说是人类的一个可喜的进步。


但是,这并非贫富之间司法平等的真意。


350年前,英国思想家霍布斯(1588—1679)在其名著《利维坦》中,主张不仅富贵者所作的暴行、压迫和伤害并不能因为其地位尊贵而得到宽宥,而且还要因此而加重罪刑,因为他们最没有必要这样干。“偏袒贵者将会以如下的方式造成后果:豁免将滋生骄横、骄横又滋生仇恨、仇恨则使人不顾国家的毁灭,力图推翻一切压迫人和侮辱人的贵族作风。”在谈到罪行轻重时,霍布斯特别提到“抢劫贫民比抢劫富人罪恶大,因为它对穷人造成的损失更为显著”。想想也对,贫民省吃俭用攒下点儿钱,虽说歹徒看不上眼,但有可能那是他的命钱;富人当然不该挨抢,可真遇上那么一两次,也不至于伤筋动骨。有人被偷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而有的俩嘴皮儿一碰来了句“就当是破小财免大灾吧”,这样的情景还少吗?


18世纪,一个早该套上绞索的人口贩子就无耻地说道:“人们不会绞死一个十万家产的富翁。”话中分明洋溢着对世事的不满。



几十年之后,法国著名哲学家皮埃尔·勒鲁(1797—1871)又从平等的角度,对贫富之间的司法予以论证,强调穷人偷盗处罚要轻。在他看来,要使司法在贫富之间一律平等,首先当初就不应该区分穷人的孩子和富人的孩子。换句话说,应该使人人接受公共教育;孩子们应该不分出身,人人得到同样的道德教育,然后从同一个起点上共同前进,孩子们就会真正地以高尚的道德进行斗争。如果他们做了什么坏事,这时归咎于他们就是合理的了。但是勒鲁发问——对一个不幸的傻瓜,一个因为早先的条件不好而没有受教育的人,或者一个由于贫困和生活不下去而不得不走上犯罪道路的人,和对一个任何事理都无法开导或是罪无可绾的人处以同样的刑罚,这是什么司法?“司法,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平等:越缺乏平等条件的地方,我就越难看出在刑罚平等上有什么司法。”当人们为了争夺奖金让两匹马赛跑时,绝不允许一匹马上的装载量比另一匹马增加一倍;在这件事情上人们具有平等的兴趣和感情,甚至连跨在马鞍上的赛马骑师也得称一称重量。


创造权利的东西(我指的是今天的权利)恰恰就是确认人们的平等。这种确认的平等先于司法,是平等创造了司法和构成了司法。


可是在人类的刑律方面,你们却是另一套做法。对于一个富翁的偷窃行为(当你们惩罚他的时候),和一个穷人的偷窃行为,你们却科以同样的刑罚。难道你们看不出穷人的身上的负担要比富翁重一千倍吗?


刑法上的平等,如同今天我们所了解的那样,只是用以掩盖和隐藏可悲的不平等。不过究竟需要多少世纪才能达到这方面的平等呢!如果真能达到,这真成了奇迹了。


抢劫穷人和富人一样定罪量刑,基于两者都是人这个大前提没错,但这恰恰忘记了两者之间经济上不平等的事实,甚至还会因此加剧不平等。



处罚一样重,似乎里面包含着一种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道理”:别看富人有钱抢起来过瘾,而风险相对大多了,往往政府重视、限期破案;抢穷人就要安全些了,受害者无财无人,破不了的案子多着呢。至于每次收获不大,多来几回不就得了。到头来,作为社会主体的穷人如何“安居乐业”?


如果对抢劫穷人重罚,应该能更有利于保障他们的人身和财产。读到这里,可能有人不免替富人担心起来:这样的话,会不会出现专门针对富人作案的趋势?有可能,到那时国家加大破案力度就够了,况且生活中有钱人总是要千方百计保护自己的。到那时,穷人就要想:看看,政府为了咱们不惜“得罪”大款,多难得呀,活在这样的社会中知足吧!再说了,既然很难两全其美,那只好顾大头了。


西方有一种惩罚理论,即对高官富人应给予更严厉的惩罚,其道理很简单——这些人既有钱又得势,少数人占据了社会的多数资源,还有什么必要犯罪?再给社会找麻烦,不是吃饱了撑的就是心理有病。与他人同等处罚,就是变相地鼓励富人犯法作恶。


2001年10月,诺基亚公司董事会成员安西·万约基在芬兰首都某一地段,以每小时75公里的速度(限速50公里)超速驾驶摩托车,接到该国历史上金额最高的罚单——11.6万欧元,这相当于他14天的工作收入。没承想,2004年2月,一名27岁的年轻富翁尤西·萨罗诺西,因在首都赫尔辛基市中心驾车以80公里的速度超速行驶(限速为40公里),接到了警察开出的罚款17万欧元的通知单,再创罚款新高(他的年收入约为700万欧元)。根据芬兰的法规,交通罚款与交通违规者的收入和纳税情况成正比。



根据瑞士交通法,如果驾车时速达到并超过290公里,则罚单金额将是所开汽车市价的3.5倍,同时没收车辆,驾驶者将被终身禁驾。


这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但说明思想家的提醒绝非多余。


再说说咱们国家的事儿吧。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2年12月11日)(以下简称《解释》)中,就“如何看待盗窃案件的情节”明确规定,盗窃数额是构成盗窃罪的重要标准,但不是定罪量刑的唯一标准。个人盗窃公私财物虽未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标准,但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也可追究其刑事责任:盗窃盲、聋、哑等残疾人,孤老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财物的;因盗窃造成严重后果的。而且,该《解释》把“盗窃他人生活、医疗急需款物,造成严重后果”,认定为盗窃案件的“情节严重”。不知道最高司法机关在琢磨这些规定的过程中,是否受了霍布斯和勒鲁两位思想大师的启发,不过如此立意却十分高远,就算是“英雄所见略同”吧!


应该提醒的是,法官在审案的时候认真理解并适当体现贫富之间的平等真意就行了,无须实在地在判词中写出“因某某人为富人/穷人而从重/从轻处罚”这类的话来,“心知肚明”才为恰到好处。


本文原载于《法学家茶座》第19辑(2008年1月),此次入集作相应修订。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史彤彪
出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定价4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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