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黑客的巅峰之作

2017-08-16作者:(美) 乌尔森 (Wohlsen,M.) , 著编辑:谢爽

在生命科学的大部分历史中,重要的科学发现所诞生的实验室,设备精良程度还不如现在的厨房。而且还不是生物黑客塞满了二手实验室仪器的那种,就是普通人用来做饭的屋子。里面的设备无非就是无线的肉类温度计、手持式搅拌器、微波炉、自封袋、稳定的供电、天然气、清洁的水源,还有制冷装置。在没有这些便利条件的情况下,研究者开发出了疫苗、发展出了疾病的细菌学说、建立了现代遗传学。普通美国人如今看来极为原始的生活条件并没有阻止基础原理的发现,它们现在依然指导着现代生物学。


不过,人类历史上众多技术进步当中,其中一项的功绩能盖过其他所有,这项技术成本最小,但收益却最大。我说的可不是自来水的发明。想想那些在就连写作都尚未出现的时代改变了历史的生物黑客吧,他们可是真真正正从零创造了历史。农业的发明至今都是生物黑客行为的世界级巅峰之作,是业余爱好者的终极创新之作。



过了2500万多年的打猎和采集的日子后,10000年前,人类为何开始种植和收割作物,这一谜题至今尚未解开。学者们提出了很多相互矛盾的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其中很多与上一个冰期结束后的气候变化联系起来。其他人则认为这种行为是演化驱使的。这其中的一种理论坚持这样的观点:一些植物在演化过程中变得易于驯化,这是一种生存策略。另一种听起来像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理论认为,部落首领发展农业,以竞争性的展示财富的方法来战胜对手。


不管原因是什么,很多现代人就此停止了四处迁徙的生活,安定在一方水土上,靠耕种作物和饲养驯化的动物为生。从那以后,农庄里的那些玩客花了千年的时间来改善自然中已有的生物,让它们成为更大、更壮、更好吃、更多产的作物和家畜。20世纪90年代,转基因作物的引入让那种情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直以来,农业中所有的杂交方式,都意味着将来自亲本的基因打乱并重新组合。到了20世纪,科学家才开始真正了解这背后的生物化学原理,直到20世纪晚期,科学家才掌握了直接操纵DNA来改变基因的能力。这种能力促使一种全新的农业经营模式的产生:转基因种子成为了制售它们的公司的知识产权,就像电脑软件和双动力汽车引擎的新设计一样。为了使用这些种子,农民必需付给公司专利使用费。作为交换,农民获得了自带除草剂基因和防虫基因的作物。


正当美国的农民开始在田里种植转基因作物时,这项生物技术在世界各地的广泛推广却备受争议。惊恐万分的公众非常发愁所谓的“科学怪食”,他们觉得这些转基因作物会四散开来然后占领地球。环保人士害怕生物技术孕育出的新品种玉米、大豆、棉花会入侵生态系统并威胁到生物多样性。实行有机耕种的农夫担心所谓的转基因作物会污染自己的田地。反商业的激进分子声称,将种子纳入知识产权之列,而不是传承千年来的传统——为所有人共同持有,这种行为会让一些公司,尤其是农业综合企业巨头孟山都公司,垄断农业生产。而公众则担心转基因食品会威胁自己的健康。发展中国家里,对这些生物工程新品种的反对声浪尤为强烈。其中最为激烈的一些声音来自印度,那里的反全球化运动不眠不休,抗议着生物技术作物对本国广泛的农村经济大举入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的农民们找到了一种没人料想到的黑客方法,将关于生物技术作物的争论引向了一个惊人的新方向。



20世纪90年代,印度记者帕拉贾米(P. Sainath)开始记录绝望农民的自杀浪潮,这些农民身处国家最贫困的地区,在负债的重压下最终垮掉。种植棉花的农民自杀人数特别多,因为棉花需水量大,在干旱的年景常常无法存活。自杀人数高达数千之多时,这一事件引起了外国媒体的关注,关于责任在谁的问题,众媒体之间的争论日益激烈。帕拉贾米将此归咎于印度加入国际世贸组织。他说,这一事件导致国内出台了一些政策,迫使自给自足的农民不再耕种食用作物,转而去种植经济作物,这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成本和风险。中立派声称,这应该归咎于腐败的政府官僚主义,他们说,官僚机构断断续续地给农民补贴,而牺牲了灌溉系统等基础设施。宿命论者说,印度在享受西方自由市场繁荣所带来的高科技未来的同时,却单单撇下国内农村地区的穷人不管。


这场争论的焦点就是棉花本身。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状况一样,在印度,转基因作物激起了愤怒的反对声浪,这些声浪成了主流政治辩论的一部分,这在美国是见所未见的。政客尤其担心转基因棉花的安全性,他们不仅认为转基因棉花本身比较危险,而且它作为美国技术帝国主义的象征,也是个不小的隐患。在反全球化运动支持者看来,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棉花种子的使用和传播会让印度走向新殖民主义。他们宣称,印度的农民变得像签了卖身契的奴隶,只不过如今的奴隶主并不是当地的首领(raja),而变成了西方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利用专利控制了这些农民的生活。反对者认为,以前农民们年年繁育留存传统的种子品种,现在则需要每年购买孟山都公司的抗虫棉的种植权,这让已经绝望的种植者背上了更加沉重的经济负担。


给这场争论火上浇油的种子叫做“Bt棉”,这名字来源于一种天然具有抗虫能力的细菌——苏云金芽孢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孟山都公司的种子里,苏云金芽孢杆菌中编码抗虫蛋白的基因被直接剪接进了棉花的基因组。这种基因改造使棉花能抵御印度棉农面临的一种普遍虫灾——红铃虫。Bt棉花的支持者认为,广泛种植Bt棉花会让印度的农民显著减少杀虫剂的使用量,同时还能提高棉花产量。而反对者则说,Bt棉花意味着传统小农农业的终结。


古吉拉特邦里发生了一些争论双方都没有料想到的事。2000年,一家挺有名的古吉拉特种子公司开始售卖一种叫“新印度151”(Navabharat 151)的杂交棉种子。直到第二年,那些种植这些棉种的农民才受到关注。2001年,棉铃虫爆发蹂躏了古吉拉特邦的棉花。但是“印度151”并没有遭此厄运。正如斯通(Stone)描述的一样,受灾的棉田中那些安然无恙的棉花让人们大吃一惊。



“印度151”进入市场时,印度政府并未批准种植任何转基因棉花。检测很快证实,“新印度151”中含有与孟山都公司生产的抗虫棉种子里一样的Bt基因,印度政府对种子公司采取了严厉的惩处措施。由于种子从未获批,公司管理人员被指控违反环境保护条例。政府命令将这些棉花全部销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印度公司并没有因为未获孟山都公司批准而售卖含专利Bt基因的种子而产生法律困扰,因为当时印度法律规定基因是不可以申请专利的。新印度公司声称对于自己种子里含有Bt基因并不知情。公司所有者德赛(D. B. Desai)说,那肯定是被实验田中种植的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作物污染了。与此同时,“新印度151”种子的抗虫秘密被揭穿时,他也想获得一份孟山都公司的许可证。孟山都公司并没有批准这个许可,但是印度政府却及时在2002年的棉花种植期之前批准了三种孟山都Bt棉花种子在印度耕种。


那时候,孟山都公司采取行动已经为时已晚,至少在古吉拉特邦是这样。尽管政府在公开场合表现得非常愤怒,但新印度公司的作物并未销毁。德赛和他的公司再也不能售卖他们那些据说是盗版的种子。但是这些种子却已经在印度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了。古吉拉特邦的农民如对待优良作物一样对待这些棉花——保留种子以便来年继续耕种。


在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调查员走遍了全国各地的乡间小路,以监测是否存在任何私自种植的公司专利转基因作物。未通过购买种子缴纳专利使用费而耕种孟山都公司作物的农民一旦被发现,将会面临严厉的民事处罚,这种惩处措施让一些种植者彻底破产了。


在印度,情况却相去甚远。因为“新印度151”的第二代种子已经开始广泛种植了。孟山都公司在印度既无权力也无基础设施,不能在这个拥有5千万人口的联邦里,密切注视每个拥有几英亩农田的小农。而印度的政客们一点都不想成为孟山都公司的眼线,让农民放着高产的种子不去种,棉农的产量高无疑能巩固古吉拉特邦在印度的棉产量第一的位置。非法买卖的的转基因种子反而开始散播开来。农民开始分发康奈尔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家罗纳德•赫林(Ronald Herring)口中所说的“偷来的种子”。


尽管生物黑客对建立知识产权壁垒的价值表示怀疑,对商业生物技术的动机也有质疑,但如果没有后面发生的这些事,他们大概不会将古吉拉特邦的农民视为民族英雄。毕竟,未经授权而使用孟山都的种子技术跟从网上下载盗版歌曲的创新性也差不了多少。有些人也许能从对权威的幼稚抵抗中看到变革的幼苗,但是纯粹的剽窃除了给每个终端用户行了方便以外,没有任何价值。



不过,倘若每个下载者都能把偷来的曲目混编成闻所未闻的全新音乐,那是不是该另当别论?如果这全新的曲目吸引了一小撮从没听到过自己喜欢的歌曲的知音,这又该如何?古吉拉特邦的农民不只是抢了Bt棉的种子、种在地里、收获然后重复这个过程。他们像对待普通种子一样地对待这些Bt棉种子。他们将一个性状优良的品种与另一个具有不同优良性状的品种进行杂交,然后得到了比自己之前种的都要优良的品种,而且对他们来说,这甚至比孟山都公司的品种都好。


据赫林(Herring)所说,古吉拉特邦的农民将最初的“新印度151”品系的后代与其它品种的棉花杂交,利用杂交种子建立起了“家庭工业”。正像培育出无数畅销、劲儿大的大麻品种的园艺专家一样,古吉拉特邦的业余育种家们将不同的棉花品系混合杂交,以便得到耐受力最强、产量最高的棉花品种。没多少人觉得第二代151种子好用,在上一季收获但不经任何处理的种子上,这种情况很常见。所有的农民都有这方面的经验,随时间推移,演化能够让任何作物品种中的弱点显现出来。病虫害渐渐开始侵蚀一些特别品种,气候则迫使一些作物走向危机点。要与这些不可避免的生态力量对抗,已经有了久负盛名的办法,就是将两个品系杂交,产生出新的品种,这个品种足以撼动自然秩序,使作物的优良性状可以再持续一年。


将“偷”来的棉花品种回交,得到的品种不仅带有Bt基因,也带有非转基因品种中的非商业化自然突变,这使作物具有适应古吉拉特邦的特定气候与生态的优势。赫林的报告里提到,由于缺乏官方支持,古吉拉特邦的农民与商人之间的盗版种子交易需要靠运行地下经济的个人声誉和信任网络,这个网络本身存在着不确定性。农民把盗版种子卖给零售商,一些零售商向其他的购买者保证自己出售的种子里带有Bt基因。盗版种子所用的市场策略并没有多高明,不过就是给自己的产品冠上“BesT棉种”的名字,尽管孟山都种子已经在印度获得了专利种植权,但是这些盗版种子也同时在卖。


古吉拉特邦的农民创造了这种非常规也无法准确细分类的作物,并比其它品种更符合特定的经济和生态需求,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引领了一种新的个性化农业模式。更重要的是,他们不需要别人的授权,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不管这种行为合法与否,他们将这种技术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而且,他们用一种粗放的方式将种子进行逆向还原、改造,强行使它变成了一种开源技术。他们将孟山都公司的种子拉回到大众平民中,并通过这种方式铺平了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创新之路。他们将最新的生物科技与最古老的驯养生活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全新的东西。赫林这样说:“地下转基因作物保留下来、与其他品种杂交、重新包装、售卖、交换然后种植在一片无政府农业资本主义的土地上,这里藐视企业和国家的监督和控制。”


建立地下种子市场可能会导致一些结果(是不是问题可能取决于你的立场),如造成环境灾难,引致孟山都公司的起诉,也可能激怒印度刑事司法系统,那么,农民为什么还要以这种方式反抗呢?



“农民追捧地下种子的原因是,这种技术是他们负担的起的,而且也是可分的。他们开启的这个遗传赌轮并没有足够的威慑力。”赫林如是写道:“农民选育出的‘罗宾汉’Bt种子的传播速度可能比官方批准的垄断公司孟山都生产的种子更快,因为‘罗宾汉’Bt种子更便宜而且效果更好。”到底有多便宜?赫林说,农民选育的杂交转基因品种的价格比孟山都的专利Bt种子的三分之一还低。因此,非法种子的销售量比合法种子高得多,二者比例为10∶1。


在将种子从公司和政府的管制之下解放出来的这个过程中,农民同时也把自己从关于转基因作物的辩论双方中解放了出来。一方面,农民发现了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效果更好,因而愿意忽视反转基因运动支持者的警告,和印度政府关于转基因棉花的禁令。另一方面,所谓“沦为孟山都的农奴”这种警告和他们没有一丝关系,因为他们根本不用给孟山都一分钱。他们从来没有陷入这些事,因为他们早已脱身而出。这是一种激进的姿态,恰好符合了反商业议程,但却没有使用反转基因运动者所指责的转基因种子。


生物黑客相信DIY生物技术具有真正改变世界的潜力,但是在那些困苦人群掌握生物技术之前,这种潜力是无法实现的。古吉拉特邦农民所树立的榜样激励了这些生物黑客。他们将生物技术作为实现自主的一种工具,这让关于转基因农业的政治辩论双方的都不攻自破。农民没有选择肆无忌惮地接受传统(或者说是政府补助金)赋予自己权利,他们选择了Bt棉花。与此同时,他们拒绝了参与正规的全球经济可能获得的利益,他们选择了技术却拒绝了规则。


这并不意味着生物黑客明确地宽恕了剽窃知识产权的行为。但是,古吉拉特邦农民杂交种子的创新行为使吉多•努涅兹-穆希卡这样的DIY爱好者确信,原本是为了保护创新者利益的专利系统其实减缓了生物技术的发展。


“古吉拉特邦的农民会越来越像分散的生物技术实践者,而不是旧金山湾区的那些极客。他们的基础需求已经解决了。”努涅兹-穆希卡说:“在古吉拉特邦和委内瑞拉的农民身上,生物技术的意义才会体现得最淋漓尽致。”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 (美) 乌尔森 (Wohlsen,M.) , 著
出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定价3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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