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婚姻与爱情

2017-11-15作者:乔丽华, 著编辑:张小千浏览量:248

鲁迅早期的小说中很少写到“新女性”,因为在他此前的生活中,几乎很少与这样一类女性打交道。鲁迅笔下的女性,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祝福》中的祥林嫂、《故乡》中的豆腐西施杨二嫂、《离婚》中的爱姑、《明天》中的单四嫂子等等,她们都是以故乡的妇女为原型。《呐喊》《彷徨》中也有几篇描写了北京知识分子家庭里的“太太们”,如《端午节》中方玄绰的太太,《肥皂》中的四铭太太,《幸福的家庭》中的主妇等。这些“太太们”几乎都不大有知识,面色是灰黄的,所关心的无非是柴米油盐,丈夫的薪水,偶尔还会撒撒泼。他描写起这些太太们,信手拈来,十分生动,如训斥孩子的主妇的神态:“腰骨笔直,然而两手插腰,怒气冲冲的似乎豫备开始练体操。”


从羽太信子到芳子、朱安,她们都是依靠着男人的薪水过日子的主妇。许羡苏曾指出,《幸福的家庭》里所描写的床底下堆着劈柴、墙角堆着大白菜的那种局促的生活,正是鲁迅与朱安在砖塔胡同生活的写照。《伤逝》中的子君是作为新女性的形象而出现的,但正如不少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子君的身上,也分明有着朱安的影子。最初的子君是无畏的,大胆的,有着新女性的姿态,但和涓生同居后,她关心的范围局限于每日的三餐、小油鸡和一只叫阿随的狗,与同院官太太之间的明争暗斗,她的神情不再活泼,一张灰黄的脸,神色凄然,“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


朱安小像.jpg

朱安小像


荆有麟曾写道:“鲁迅先生笔下,无论是论文,是杂感,或者散文与小说,很少写到恋爱同温暖的家庭。在《野草》上虽有《我的失恋》,在《彷徨》上虽有《幸福的家庭》,但那‘恋’与‘家’,是充满了怎样失望与狼狈的气氛,便不难想象鲁迅先生的婚姻同家庭生活了。”


从1906年结婚起,到1926年,整整20年,鲁迅的家庭生活是和朱安这样一个旧式女性联系在一起的。鲁迅对旧女性太熟悉,太了解了,因为她就真正切切地在他眼前,形影不离,时时刻刻让他体会到“浓黑的悲凉”。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朱安“作为一个旧式女性,在不断追求着新社会的丈夫的心中,她像一片无法医治的病灶一样牢牢地驻扎下来。”


虽然他称她为“妇”,当她不存在,可是他提笔的时候,盘旋在他脑海的正是那个整日愁眉苦脸操持家务的主妇,“两只阴凄凄的眼睛恰恰钉住他的脸”,将他逼到墙角,无路可逃。


然而,情况也在发生变化。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是新文化的发源地,这里聚集着大批的知识分子,其中也包括从各地来到北京求学的女学生。这一时期比起“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社会上对于“自由恋爱”、男女社交有了更大的包容度。此时的鲁迅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女性。查鲁迅日记,从八道湾到西三条,特别是他担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师后,常有一些女学生登门拜访,她们都是与朱安迥然不同的新女性。


鲁迅西装短发照,摄于东京神田.jpg

在日本留学时的鲁迅


身为旧女性,朱安对于新女性抱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和敌意,这是可以理解的。也许,对于所有来访的女学生,她都会因为自卑而对她们抱着一种戒备。当她目送家中那些穿着竹布短衫玄色短裙的女学生,当她端茶递水时,见大先生正在读着不知是什么人的来信,她的心情大约是很沮丧的。以她的能力,她无法了解大先生心里在想些什么,只是在一旁担心地窥伺着,“失掉了她往常的麻木似的镇静,虽然竭力掩饰,总还时时露出犹疑的神色来……”


曾有不少人劝说过鲁迅放弃朱安:“当时大先生的朋友、学生们都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大多思想进步,特别是孙伏园、章川岛、常维钧等人,思想都很解放。他们都曾劝过大先生,有的直言不讳地说:既然没有感情,就送她回娘家,负担她的生活费,这是很客气也很合理的办法,何必为此苦恼着自己,和她一起做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呢?”


确实,在对待婚姻的问题上,鲁迅跟同时代知识分子如胡适、陈独秀、徐志摩等相比,都要更为彷徨,更为矛盾。在巴金的小说《家》中,觉新身为高家的长子长孙,不得不牺牲掉个人的自主选择,按照家族长辈的意思走进婚姻生活。“接受了新思想,却生活在旧式的空气中”——这正是鲁迅那一代人命运的写照。然而,就拿鲁迅和胡适来说,他们的做法也

不尽相同。作为“五四”时代名噪一时的新人物,鲁迅与胡适的婚姻都是全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是地地道道的旧式婚姻。但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在“五四”时期,曾经获得社会上各种人物的赞许,特别得到许多旧人物的恭维,被认为是旧式婚姻中罕见的幸福的例子。对此,胡适在写给好友胡近仁的信中曾有如下表白:“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胡适出于对母亲的孝心,对江冬秀的同情,奉母命成婚。这一点与鲁迅并无不同。但他于婚后又“力求迁就”,极力表现闺房之爱,强以恩爱的外表,来掩饰无爱的内心,这鲁迅是绝对做不到的。


青年许广平.jpg

许广平


鲁迅的矛盾在于,他决定陪着无辜的女性做一世的牺牲,可同时他又不愿意迁就朱安的那些缺点,不愿违心地表示“虚伪的温存”。当然,可能也因为这是“母亲娶来的媳妇”,碍于母亲的情面,考虑到母亲的感情,他也很难有所决断。20年的时光,他就这样带着压抑痛苦的心情步入中年,心理承受着巨大的煎熬,也把自己逼到了一个死角。但也许,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下,反而能获得转机。在1925年写作的《伤逝》中,他反反复复地念叨着“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正如小说的主人公涓生,他的内心在苦苦地挣扎:

  

      我同时豫期着大的变故的到来,然而只有沉默。

     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了,忏悔了。

    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

  

1925年的鲁迅,内心交战着。“他”曾想到“她的死”,不想被“她”捶着衣角,一同灭亡。虽然他马上萌生了一种罪恶感,自责而且忏悔。但毕竟,他曾希望过“她的死”,在心底里宣告了“她的死”。


我们知道,最终促使鲁迅“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的人,是许广平。经历了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对女性的评价明显发生了变化。在发表于1926年4月的《记念刘和珍君》中,他写道:“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意义,不止是证明了中国女子的勇毅,而且也让鲁迅重新认识了女性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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