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者靠什么来认知事实 ——电影《罗生门》观后

2017-11-17作者:李奋飞编辑:茹鑫

罗生门:真相困惑的隐喻


黑泽明导演的电影《罗生门》的故事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很简单,大体上时间在12世纪的日本,围绕着一桩发生在密林中的凶杀案的真相展开:


一个强盗垂涎于一个新婚女子的美貌,利用人爱贪小便宜的心理,将该女子的丈夫骗到密林之中,并将其绑住。接下来,强盗又将该女子诱骗到其丈夫面前并“奸污”了她。不久,人们发现了女子的丈夫、武士金泽武弘的尸体。



谁是杀人凶手呢?


影片自始自终也没有告诉观众,只是讲述了几个不同“版本”的事实。这几个相互矛盾至少也不尽一致的“版本”,分别来自于强盗、死者、死者的妻子以及目击者樵夫。


无疑,《罗生门》的叙事方式是极为高明的,它不仅极大地唤起了观众的强烈悬念——即案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还使观众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一个司法裁判者的视角。尤为关键的是,它还可以作为(包括但又不限于现代)司法裁判者在面对疑难案件时的一种隐喻——真相的发现是不容易和有风险的。因为,在裁判者(现代社会一般都是非知情人裁判)的视野下,案件由于发生在过去,因而事实已不可能重现,裁判者只能通过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来认知案件事实,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法律做出裁判。


问题在于,面对着有时甚至常常是相互矛盾的证据,裁判者靠什么去辨别真伪呢?如果裁判者信一个虚假的证言为真,岂不将背离案件真相了吗?



交叉询问:探寻真相的机制


为了保障司法裁判的事实认知符合案件真相,很多国家尤其是英美法国家建立了一种检验证人证言真伪与否的机制,即交叉询问制度(cross examination)。在裁判者开始证据调查时,控辩双方可分别对证人直接问话,以使证人讲出对己方有利的证据,或是揭露对方证人陈述的不确实性、不可靠性。这一个被美国证据法学家威格莫尔称作“发现事实真相的最伟大的法律装置”,主要包括“主询问”(提请证人到庭的一方对该证人进行询问,目的是让该证人讲出有利于己方的案件事实,)、“反询问”(对立的一方对该证人进行的询问,目的是揭示该证人证词的不可靠以使其无效)、“再主询问”(最初询问证人的一方对证人进行的再询问)、再反询问(实施反对询问的一方对证人的再询问)。


所以说交叉询问制度是发现真相的最佳手段,主要是因为在这种交互询问中,可以在反询问时提出诱导性问题(即提问中已经暗含着答案的提问方式),从而可能诱使对方证人说出其常态下不想说出的事实,甚至使该证人逐步陷入无法自拔而又无法改口的被动境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没有诱导性询问的存在,交叉询问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根本意义。



在张卫平教授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一个案例,说的是:


在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做律师时曾办理过一宗谋杀案。在该案庭审中,控方请出了一名关键证人。该证人在法庭上作证,他亲眼目击了被告人开枪以及逃离现场的情景。显然,这一证词对被告人非常不利。但是,在林肯对这位证人连续发问之后,他的证词逐渐被锁定在:

我亲眼看到被告开枪射击;

枪击发生在榉木林里,离周围居民点的灯光0.75英里远;

我看到了枪管;

我看到的这一切是借助于当晚的月光,当时是晚上10点。

这时,林肯律师不失时机向法庭出示了天文历,说明当晚10点根本看不到月亮,月亮要在凌晨1点才能升上天空。


显然,林肯对该证人的成功盘问,将使裁判者产生这样一个感觉:该证人的证词是靠不住的,而一旦这一关键证人的证言出了问题,就会严重削弱控方的追诉力量,甚至可能从根本上动摇追诉的根基,进而导致被告人被判决宣告无罪。试想,如果该证人根本没有出庭,而是由检察官宣读证言笔录,恐怕既无法展开交叉盘问,也无法对该证言的可靠性提出挑战。



裁判者:决定最终真相


因此,让证人出庭并接受交叉盘问,不仅是为了确保另一方的对质权,更是为了帮助裁判者尽可能地发现真相。对于裁判者而言,这项任务有时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有时即使证人的陈述无法自恰,甚至前后矛盾,也未必表明证人的陈述是虚假的。就拿林肯辩护的这个案件来说,虽然林肯的有力辩护严重挑战了该目击证人的可信性,但是,他仍然无法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该证人把时间记错了,如,他把深夜12点错记成了晚上10点。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法官在公开场说出这样的话来:你们一些学者老师呼吁让证人出庭,其实有很多情况下即使证人出庭,其证言的真伪也无法判断!


林肯辩护的这个案件,和《罗生门》中的杀人案一样,都有一个目击证人,虽然他们的证言都存在着不可靠的可能性,但毕竟他们还是基于自己的感知陈述出了一个特定事实。可想而知,如果在一个案件中,没有这样一个目击证人,法官只能靠所谓的间接证据去认识那个发生在过去的真相,将会更加困难。尤其是,有些案件的真相往往存在于一个人的内心,他人根本无法直接感知,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只能依赖间接证据来推论它。而在这个推论过程中,裁判者往往要利用一些常识和自身的经验。如果裁判者由于某些制度不完善而不能回避自身缺陷,很有可能导致错判、误判。


因此,我的结论是,裁判者认定案件事实,“自由”地评价证据,既需要借助控辩双方的交叉盘问(中国在1996刑事诉讼法修改后,一定程度上采纳了交叉询问制度。但是,交叉询问制度由于包括证人常常不出庭在内的诸多原因,而无法得以正常运行。另外,我们现在确立交叉询问规则时,有意无意地抛弃了交叉询问的“灵魂”,禁止以诱导方式提问。其实,在那些确立交叉询问的国家,主询问中禁止提诱导性问题,但在反对询问中是可以提诱导性问题的),也需要具备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生活常识,尤其需要尽力抑制与生俱来的偏见——要知道偏见往往会遮蔽真相,否则,真相很有可能会与我们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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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李奋飞
出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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