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妇人可不止是美在“胖”

2018-05-11作者:(日) 石田干之助, 著编辑:张小千

唐朝有很多名流青史的妇女,如作为政治家闻名的武则天,以美貌倾国倾城的杨贵妃,以及鱼玄机、花蕊夫人、薛涛一类的女作家、闺秀诗人等,此外,妇人们在音乐、舞蹈等方面人才辈出,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有趣逸话。那么唐代妇人的生活究竟有哪些显著的特色呢?



首先是其勇壮与活泼,这样说可能有些不妥,但有着胜过男子的机敏与爽快,确实是她们的特征。说到中国的妇人,很容易认为她们非常畏缩、一味沉静,而实际上,这个时代的人们有着意想不到的时尚气质,用狂野来形容可能不太好,不过很多人的确都有着相当自由、开放的心态。唐代总体说来是一个耀武的时代,一个与尚文相比更尚武、重用优遇军人与武官的时代,因此,有着历代不能比拟的气派。汉民族即中国人本是一个尚文轻武的民族,及至唐代呈现出史无前例的风潮。这或许是由于长年与北方蒙古的勇猛游牧民族交融并吸收其风俗习惯,无论原因如何,总之,唐代是一个尚武、耀武的时代,进而影响到妇人的喜好,外在的表现有很多,现选取特别引人注目之处,论述如下:


一、妇人外出时喜欢露面而不遮蔽。

二、妇人喜好乘马出行。与此相关,也会身着男装。

三、部分妇人厌弃浓妆,崇尚淡妆,甚至以不化妆为美。

四、妇人间运动风潮盛行,很多人尝试“打球”等勇壮的竞技,还

有很多人以外出张弓狩猎为乐,完全不像女子所为。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第一点,外出时不用遮挡物。唐初妇人外出时要戴幂离,即披上一种能把人从头到裙底都包裹起来的薄绢。后来稍微改变,只戴用来遮蔽脸部的帷帽。所谓的帷帽,是一种在乌帽子的边缘垂下短小薄纱的帽子,也可以说是附有面纱的帽子。到了唐代中期、玄宗的时候,妇人们更是抛弃这种帷帽,露面从容出行。她们戴着一种像如今女子在打网球、划船或登山时所戴的白色遮阳帽具有波斯风格的新式帽子,戴着这种极像男士所戴的帽子,英姿飒爽地前进,这样的事情虽然微小,却是风俗上的转变,值得注意。


随着这一势头的继续发展,于是有了第二点乘马的风习。中国女子骑马绝不是自古以来的风俗。有描写汉代王昭君远嫁蒙古荒地途中,在马上抱着琵琶哭泣的绘画,正是女子乘马的绘画,但在南北朝末期以前是不会有这样的描写的,从南北朝末以后,女子乘马才伴随着北方习俗的传入而逐渐出现(实际上,王昭君是乘车而行,琵琶也是随行女子弹奏,王昭君本人并不会)。这种女子乘马之风在进入唐代以后快速流行,玄宗皇帝时更加盛行,而且,这种风尚是从侍奉宫中的女子即宫女中间向世间普通妇人扩散的。杨贵妃姐妹竞相购买名马,配备金光灿灿的黄金马具,并佩戴上灿烂夺目的锦绣铠甲,在大路上结队而行,令当时不少长安市民都侧目而视。而且,妇人乘马通常是横乘,即侧身斜坐在马鞍上,而唐代的风尚是像男子一样纵乘,即骑在马背上,当时的陶制品和泥塑人像,就有很多表现的是骑马的妇人。随着这种风尚的流行,女子服装的不便性便凸显出来,于是开始流行女着男装,即女子穿着与男子一样的衣服、靴子,在长安、洛阳的大街上,这样的丽人并不罕见。



当时的诗人也喜欢把妇人骑马写入诗中,杜甫咏杨贵妃姐姐虢国夫人的诗歌最为有名。


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

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


此诗可以反映出,当时的人们认为过于浓艳反而有损天然之美,所以,摒弃浓妆而追求轻描淡抹、略施脂粉的淡妆。这首诗描写的是自诩美貌的虢国夫人,表现了她即使素面朝天也非常自信的派头。并且,涂抹白粉、施用胭脂、擦上口红、额或颊贴上花子的浓妆有些过于浓艳,文金高岛田发髻(编辑注:一种日本妇女结婚时的发型)还好,至于水发的银杏卷发型则更加浓艳。因此,淡妆才是化妆的更高境界,这样的审美趣味开始流行起来。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参加体育活动的妇人逐渐增多。当时妇人的娱乐多种多样。有的亲自参与其中,有的观看他人的表演。其中,作为户外的团队游戏或娱乐的,是打毬和狩猎。所谓打毬,现在名为波罗球,是一种打毬者骑在马上以杖击毬、将毬打入对方阵地者为胜的激烈运动。这一运动自古是波斯的国技,后向东方、西方传开,现在欧洲举行的此运动正是传自波斯。在中国唐代,打毬不仅受到太宗皇帝的喜好,更受到充满尚武气息的唐代社会的欢迎,在军人和贵族子弟间尤为流行。从宫中的庭院,到皇室的宅邸、文武大官的邸院别墅等,都有很多打毬场地。该种场地是以油铺地面而成,平坦如砥,非常气派,类似于现在的网球场。据传唐室与西藏选手竞技,唐军大胜。打毬原本是男子的活动,不过在耀武扬威的唐代,宫女之间也有举行,于是,渐渐有妇人尝试。歌咏的诗文有很多,足以让人想见当时身着轻便却精美服饰的宫女们,在天子御前展开盛大的竞技,马蹄声戛戛,金色小球如电交织的场面。还有当时的塑像,向人们展现了女子在马上翻身打毬、用力拉住缰绳的情形,趣味盎然。无论如何,这是一项激烈的运动,即便血气方刚的人再多,也不可能适合所有的妇人。因此,有的以驴代替普通的马,还有的改用徒步方式进行。这与前些年日本妇人喜好小型高尔夫球的道理相同。另一项妇人的野外娱乐活动便是狩猎。妇人身带弓箭,在马上射猎鸟或兔,还有一种方式是用鹰捕获猎物,称为鹰狩。杜甫、张籍等人有相关诗歌,歌咏的是银鞍白马的贵族公子们的相互争夺,一日的狩猎想必非常有趣吧。以下这首诗是写普通的狩猎:辇前才人带弓箭,(才人指女官)白马嚼啮黄金勒。


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 

——杜甫


也有写鹰狩的:


新鹰初放兔犹肥,白日君王在内稀。

薄暮千门临欲锁,红妆飞骑向前归。

——张籍


以上便是唐代妇人间的流行风尚,可能偏重于长安、洛阳等大都市的上流社会和有产阶级人士,不过当时妇人的普遍倾向亦可窥见一斑。下面要附加论述的是一类独具一格的女子,未必仅限于长安,但至少是长安名物之一。即在当时诗歌等作品中,被称为胡姬的外国女子。胡一语,秦汉时用来指称北方阿尔泰系某一特定种族,后来涵义范围逐渐扩大,只要是外国人,不管是东西南北方向的,都可以使用。及至唐代,对居住在中亚粟特地方的波斯系统的伊朗人,也多称胡。以现在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地方,在当时既从事农耕,同时也东西奔走进行国际贸易活动,粟特人便是中坚力量。这些人无论是商人,还是西方诸种宗教的传教士,还是天文历法等的学问家,还是绘画、工艺、音乐方面的艺术家,还是杂技、魔术等艺人,纷纷来到长安。在长安一带的酒肆、茶铺里周旋于杯盘间,唱着流行歌曲来取悦客人的卷发碧眼的女子,便也是其中一类,即胡姬。李白的《少年行》(参当垆的胡姬一章)云: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此诗为歌咏胡姬的代表性诗作,李白还有二三首同类诗歌,此外,岑参、贺朝、杨巨源、施肩吾、章孝标、温庭筠等人的诗歌中,也有以此为题材或有所提及的,由此可知,来到长安的这类女子很多,为唐代市井增添了一抹异国色彩。胡姬们用雕花玻璃、玛瑙制成的酒杯,盛着西域名产葡萄酒,唱着粟特小曲,擒获了都市少年子弟的心,不能不说传达出了一种唐代特有的风情。接下来要说的是平康的歌妓。歌妓并非长安、洛阳专有,只是长安的更为出众,领先天下。当时的歌妓有专属宫中的宫妓,私人家养的家妓,属于中央或地方机构或军营的官妓、营妓等,不过,特别有名的是住在长安平康坊的民间妓女。根据唐末熟悉花柳街巷的老手的说法,洛阳的歌妓尽管优于其他地方的歌妓,但还是有乡土味,在容色、才藻、品位上与长安的歌妓仍不可同日而语。大概盛唐时亦是如此。她们的居所位于长安左街、东市西面的平康坊的东北角,号称京城歌吹海、风流薮泽。文武大官、权豪巨富自不用说,赴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年轻士子与新科及第的进士等,也都来此处游玩。世间流传的此类逸话多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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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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