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十年社会变迁之《婚姻法》的演变

2018-07-31作者:毕竞悦, 著编辑:书问阅读

《婚姻法》与离婚自由

传统中国是一个伦理社会,最基本的伦理关系之一就是婚姻关系。改变婚姻关系是共产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体现为一夫一妻制的确立。共产党重视婚姻制度的构建,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便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其对男女平等的强调甚至比当时的一些发达国家都先进。


在改革开放前,更加强调集体精神,这映射到婚姻家庭领域,体现为对“高稳定”的家庭状态的执着,离婚往往成为社会禁忌,婚外情更是被视为资产阶级情怀。


改革开放后,一定程度被压抑的私人感情得到舒展的机会,爱情成为影视文学作品、音乐戏曲的主要话题。


1980年,颁布了新的《婚姻法》。这是新中国的第2部婚姻法,它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将离婚自由的权利以法律形式明确肯定下来。新的《婚姻法》第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感情破裂”是法定的离婚理由。而1950年的第1部《婚姻法》没有关于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的规定。


新《婚姻法》颁布后,离婚率出现了一定的上升。根据《上海民政志》记载,1980年,上海人离婚的数量是883对,到1981年,增加到1304对。


1984年,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王永贞当庭自杀事件”。7月18日8时,河南省民政厅女干部王永贞和自己的丈夫、省委宣传部干部王本立应传来到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进行离婚诉讼,当审判员侯树恩宣布准予离婚,并告知准许在法定时效内上诉至郑州市中级法院的判决时,王永贞不服法院判决,当庭从随身携带的小提包里拿出敌敌畏服毒自杀。经抢救无效,王永贞于当夜11时20分死亡。该案使新《婚姻法》“离婚自由”的规定受到质疑。


当时的婚姻关系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在“文革”期间,许多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受到打击,在艰难的环境下,许多人放弃了对爱情理想的追求,选择了更有利于自己生存的结婚对象。拨乱反正后,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夫妻间在文化水平、生活方式、人生态度等方面的差距开始显露。这些问题在许多影视文学作品中都有反映。可以说,新《婚姻法》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那些“翻身解放”的男性。但如果从一个更长远的角度来看,离婚自由更有利于女性。感情不和的婚姻对于夫妻双方都是一种折磨,对于女性而言更是对青春的浪费。在发达国家,面对出轨的丈夫,女性往往在离婚方面握有主导权,女性可以从离婚中获得很多补偿。在中国的婚姻关系中,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性还过强,法律对于女性权益的保护不够,对于婚姻关系中过错方的惩罚不足,这使得许多女性宁愿忍受不幸的婚姻,也不愿选择离婚。在之后的《婚姻法》修订和司法解释中都没有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婚姻法》与相互忠实

2001年4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改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次修改都是针对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


首先,未规定婚内强奸。当时认为,强奸是一个刑法问题,应该属于刑法的调整范畴,而婚姻属于私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婚姻法》不应规定婚内强奸的有关条款。


其次,这次修法最主要的是规定了“夫妻之间相互忠实”的义务。


最后,针对改革开放后日益增多的“包二奶”现象,这次修法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在新增的“法律责任”一章里也有相应的规定,即如果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无过错一方可以要求对方赔偿损失。


这次《婚姻法》修订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婚姻很大程度上是私人之间的事情,但是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国家不得不对人们的婚姻关系进行一定的规制。国家权力的界限在哪里?个人婚恋自由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或许永远都没有固定的答案。


结婚不需要单位证明

2003年10月1日起,《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取代已实施近9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从“管理”二字的消失可以看出国家对于婚姻的态度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前,婚姻具有更强的政治意味。在共产革命时期,婚姻制度的改革是一项重要内容,这项制度的变革不仅解放了农村妇女,而且实现了社会底层的翻身。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强调“阶级成分”,国家制度更多地介入个人生活中,婚姻制度也不例外。改革开放后,更强调个人自由,人民的个人生活空间扩大,社会环境更加宽容。《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废除就体现了这种趋向。


《婚姻登记条例》明确规定,我国内地居民申请结婚,只需持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另外再签署一份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在这之前,一直要求有单位开具的婚姻状况证明、婚前体检证明等其他手续。


婚姻家庭观念的进一步开放

2002年11月1日起,《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正式实施。该条例一个突出的方面是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身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这是我国第一次允许非婚女性生育子女,体现了对女性婚姻自由和生育权的尊重。


从2005年9月开始,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在校期间结婚不再需要获得学校同意,只要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即可登记。随后,对于本科生“禁育”的规定也被废除,本科生可以在校期间生育。


从《电视红娘》到《非诚勿扰》

广播媒体的征婚节目在我国出现得较早,因为广播媒体更适应中国人含蓄内敛的性格特性。1988年,山西电视台的《电视红娘》可以说是我国电视史上最早的婚恋交友节目。


1998年,湖南卫视推出的《玫瑰之约》真正将婚恋节目推向高潮,征婚男女从幕后走到台前,以真面目示人。一时间,从省级卫视到地市级电视台,征婚节目在全国遍地开花。但好景不长,几年后,电视婚恋交友节目基本销声匿迹。


2009年年底,从山东卫视《爱情来敲门》开始、湖南卫视《我们约会吧》、浙江卫视《为爱向前冲》、安徽卫视《相亲赢未来》等,引发了第三轮相亲节目的狂潮,其中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最火。


江苏卫视于2010年1月15日推出的新派婚恋交友节目《非诚勿扰》,在开播不久即引发了收视狂潮。由节目引发的关于婚恋价值观的讨论,从网络、电视等各大媒体到现实生活中,热议不断。节目中涌现出的几个话题人物也备受瞩目,甚至有的征婚者还成为“名人”。


2010年6月9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出《关于进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电视节目的管理通知》《关于加强情感故事类电视节目管理的通知》两份文件;紧接着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也播出了《媒体要切记社会担当》的短评。于是乎,各家媒体对其婚恋交友节目进行整改或干脆撤掉。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在整改后继续播出,但其社会影响远不如播出初期。电视婚恋交友节目在经过喧嚣之后,引发了社会的思考。


电视婚恋交友节目的火热与剩男剩女现象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的物质财富急剧增加,而社会节奏也随之加快,适婚的单身男女在社会快节奏的步伐中,无暇顾及个人婚恋问题,加之多元化价值观的冲击,被剩或主动要剩的男女逐渐增多。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2—1013年中国男女婚恋观调研报告》显示,中国非婚人口数量巨大,18岁以上非婚人口达到2.39亿。在经济发达的广东省,非婚人口性别数量差距高达165万,成为差距最大的省份。根据最新《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18岁以上的未婚人口约有2.49亿,占全部人口的18.6%。珍爱网报告显示,北京、深圳、上海、广州、成都、重庆、西安、武汉、东莞、长沙等大城市成为全国单身人群最多的10个城市。


于是,出现了一种“单身亚文化”,指新经济形势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更开放的经济环境下,按照自己的愿望,选择单身这一更令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暂时或永久性地选择不谈恋爱、不结婚,或不再为结婚而结婚。身陷“单身亚文化”问题的男女,并非都是“主动单身”,很多人是因为曾经脱单困难,面临的压力大,打击了自己脱单的积极性而 “被动剩下”。但在“单身亚文化”的影响下,却表现为对单身生活的享受,忽视脱单失败的无奈。2016年,一家婚恋网站曾对全国9 000万名会员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发现,超八成单身男女有“恋爱恐惧症”,在恐恋族群中,54%的人因糟糕恋爱经历导致“恐恋”,36%的人受身边人失败婚恋例子的影响,10%的人因父母离异或对家庭亲情寡淡。


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婚恋观仍有影响,主要体现为父母对于子女的婚事犯愁。近年来,各大媒体都组织过相亲大会,年迈的父母替子女相亲的事例频现。电视这一大众媒体为剩男剩女提供了一个便捷的交友平台。据有关调查机构的受众调查显示,相亲节目的相当一部分受众是适婚男女的父母,他们想通过节目了解当下年轻人的择偶标准,好为自己的子女做好相亲的参考。


择偶标准不仅受到个人意愿和偏好的影响,还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电视是大众文化传播的载体,反映着一定的主流思潮。在《非诚勿扰》节目中,各种价值观得到全方位的表达,既有“宝马女”“拜金女”“富二代”粉墨登场,也有追求真爱的平凡男女的交友成功。“宝马女”的一句“宁肯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引发电视观众及网友的攻击。人们不禁发问:是否还要相信爱情?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变革的社会。


以上内容摘自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四十年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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