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心理学

2018-12-27作者:张建伟编辑:书问阅读

杜培武冤案的主角杜培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想都没想过”一名警察也会遭受刑讯逼供。他提到,以前听说过刑讯逼供的事,“各地警方都有动手动脚现象,但这样残忍的行为”,“不敢想象”。


案件平反以后,昆明五华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当初办理杜培武案件的警察秦伯联、宁兴华,称他们在昆明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办公室,连续审讯不准杜培武睡觉、拳打脚踢或者指使、纵容其他办案人员对杜培武滥施拳脚,并用手铐将杜培武吊挂在防盗门窗上,然后反复抽垫凳子或拉拴在杜培武脚上的绳子,让其双脚悬空全身重量落在被铐的双手上。为阻止杜培武喊叫,用毛巾堵住他的嘴。罚他跪,背铐,用电警棍电击,逼迫其承认“杀人犯罪事实”和“指认”犯罪现场。


刑讯逼供大量、普遍存在,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类似杜培武被刑讯的事实曾经一度只是日常现象,算不了什么。


这个事实被披露,是因为杜培武最终被证明清白。倘若被刑讯的人是清白的,刑讯才成为一个“问题”,假如杜培武冤情未雪,人人都以为他就是真凶,谁还会注意他是否曾被刑讯?当初杜培武被刑讯后要求检察官拍下伤情照片,开庭审判时虽经杜培武要求,检察院还是拒绝将照片呈堂。现在杜培武被证明是冤枉的,他遭到刑讯的事实才为公众所知。当今媒体公开披露的,几乎都是无辜者被刑讯的事实,鲜有被判处有罪的人被刑讯的事实被公开报道的事例,刑讯逼供的巨大冰山实际上还压在水面以下。


西谚曰:“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美国学者罗伊·F.鲍麦斯特尔则说:“人类受难时,魔鬼就会发笑。”不过,我想,面对刑讯,魔鬼一定不会再笑。刑讯太多了,要是对每一起都笑一笑,再厚的脸皮都得痉挛。


刑讯为何如此盛行,许多论者不约而同罗列起原因,林林总总,可以摆满一桌。各种说法都有,最不靠谱儿的是封建时期滥行刑讯之影响,封建时期去今将近百年,即使有影响,也早就冲淡稀释矣,为何刑讯仍受其影响? 其实,刑讯存在的根苗就在制度和人心。刑讯盛行的原因不过是,约束侦查人员的相应制度没有建立或者不够健全而已。没有健全的遏制刑讯的制度,即使未经封建时期滥行刑讯风气的“洗礼”,刑讯仍然会蔓延乃至泛滥成灾。


刑讯本身是一种恶,它是作为一种手段存在的,刑讯的目的是获取口供来确认案件事实、惩罚犯罪人。问题摆在人们面前:能不能以恶的手段达到人们共同认同的目标?


刑讯付出的成本很低,收益却不小。有了刑讯手段可供随意施用,便可只稍稍动动力气、玩玩技巧获得口供,由此获得的口供不但可被法官采纳成为定案根据,还能引出公安司法机关不了解的事实、未掌握的证据,迅速推进案件进程,实现查隐案、破积案、打串案的目的,何乐而不为? 刑讯者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的少之又少,久而久之,自然会强化办案人员依赖刑讯的心理,使刑讯一发不可收拾。


罗伊·F.鲍麦斯特尔在其著作《恶———在人类暴力与残酷之中》中深入分析了“恶”的根源,对我们探求刑讯行为的心理原因颇多启发。他指出:“恶的第一根源在它的工具性:它被当作一种手段,凭借令人反感的技术,来达成为大家所接受的目标。”那么,为什么人们要凭借恶的手段来实现可接受的目标呢? 鲍麦斯特尔认为:那是因为人们认为合理合法的手段不可行、恶的手段通常比合法手段来得容易,“恶的手段能被应用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们比其他手段可能更为有效。”


刑讯的确行之有效,至少对于达成刑讯者获取口供的目的如此。“相信任何人多少能够抵挡得住严刑拷打是幼稚的:在痛苦和伤害的无情袭击之下,身体几乎不可避免地崩溃。受刑者于是希望合作。随后便开始了一种残酷的游戏:拷问者不会告诉受害者招供哪些东西(因为他们自认为希望得知真情。迫使别人在一份假供词上签字通常不能容忍),但是在得到一份令人满意的供词之前不会停止拷打。受害者最终试着去猜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假供词,然后开始虚构各种罪行,拷问者将其忠实记录下来。”


拷问者不知道自己在做一件恶事吗,不会感到良心过不去吗? 研究刑讯者的心理,才能窥见堂奥。刑讯者施行残酷行为的安慰在于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对方是他认定的罪犯,刑讯有着高尚的目的。他们“之所以走向罪恶,是因为良好的、可欲的目标给暴力、压迫性行为提供了合理性论证。要是人们不相信目的可以证明手段,罪恶也许就不会发生了。要是他们用判断其目的的标准来评价其手段,罪恶也许会戛然而止。”人们最初也许倾向于“选择崇高的、无可指摘的手段来实现他们的目标.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手段经常是显得不够用、太慢、缺乏效率。前进的道路上,某些事情,或者某些人会成为成功的障碍,暴力则是消除这些障碍的有效途径。”刑讯者属于理念型的恶之施行者。理念型的恶不同于工具型的恶,就在于前者相信目的可以证明手段,后者则不认为目的可以成为证明手段正当的证据。


刑讯者往往把刑讯的被害者看作罪有应得,甚至将被害者物化,即不把他们看作与自己一样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正常人际关系的人。“如果你的敌人是撒旦,你就不要再去顾虑一般的规则。”


有一些刑讯者以虐待为乐。“有迹象表明,虐待之乐与上瘾的体验颇为相似,那是一种越沉溺其中就越渴望得到的满足。”“在大多数场合下刑讯只是警察的例行工作,目的是得到口供。的确,大多数行刑者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假如一个人经常行刑,他就会从中发现虐待之乐。一名乌拉圭中尉在接受《国际特赦》杂志(Amnesty International)采访时说:'相应的观念(刑讯只是合法目的的手段)消失了,变成为行刑而行刑......变成对囚犯的报复行为。'人们可能会预想到这一点:年轻的新手会显露出焦虑和不安,老的有经验的行刑者却保持着冷酷和职业化的态度。不过,很明显,新的行刑者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冷酷和野蛮。”


刑讯是一种恶,像所有的恶一样,它造成这样的恶果:如果没有它,也许“人们是怀着强烈、积极的信念终其一生的。他们相信,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是一块生活的乐土,生活基本上是公正的,他们也都是会得到善报的好人。进一步来说,这些信念有助于人们获得快乐和健康的生活。但受苦和遭难削弱了这些信念,使他们很难在社会中得到贯彻。事实上,一些创伤或者罪行的直接、实际的后果是相对轻微的,而在心理上产生的后果则会无止境地延续下去。肉体会很快在遭强暴或遭劫持后恢复过来,但心灵上的创痛会持续很长时间.这些心灵创伤的一个特征就是,受难者丧失了对这个世界是公平而祥和的等等基本信念的信仰,甚而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自暴自弃。”


也许,我们有必要记住鲍麦斯特尔的一个断言,那就是:“为了崇高的目的而诉诸恶的手段是一种浮士德式的妥协,它经常是带来更多的恶而不是善。”



以上内容均来自由清华大学出版的《谁有权利宽恕凶手》



内容来源:书问

作者张建伟
出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定价5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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